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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大利亚悉尼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革，需要我们不为赞扬而冲昏头脑，也不为诅咒而垂头丧气；不为一时的顺利而忘乎所以，也不为暂时的挫折而乱了方寸。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增长期，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活动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由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延伸，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重新调整，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这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出发，面对全球经济市场化、政治有序化、格局多极化、军事透明化、安全综合化、社会信息化、主体多元化的复杂变革，我们应当学会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客观冷静地分析自己、看待别人，历史地分析自己、看待别人，从而既不为赞扬而冲昏头脑，也不为诅咒而垂头丧气；既不为一时的顺利而忘乎所以，也不为暂时的挫折而乱了方寸。
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更为清醒地了解世情，为中国经济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维持一个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国际氛围。
大国之间的主要三角关系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进行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为中国发展同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受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确处理大国关系，要求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大国心态，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实事求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利民把影响大国关系的几个主要因素归结为：一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形成冲击。新兴大国崛起的速度、规模和模式前所未有，造成的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二是美国一超地位滑落速度有些出人意料。三是俄罗斯的表现越来越强势。四是欧洲和平主义的兴起，谋求通过全球治理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受以上多种因素影响，林利民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国际政治和大国格局重心有可能移到亚太。
他说，我们应特别注意几个主要三角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印关系、中美欧关系。
中美关系的相互借重
在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在妥善解决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从2001年7月开始中美关系一直朝好的方向发展，截至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稳定发展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近年来中美合作面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不断增多，表现在经济、战略、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加深。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机制化建设不断完善。除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外，建立了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对话，以及几十个其他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此外，中美关系如今早已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涉及更多全球性、地区性和安全领域的问题。比如中美在朝核、伊核及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合作有目共睹。“因此，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的关系，具有国际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研究员说。
专家同时指出，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互信问题。美国不确信中国的发展会走向何方，害怕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采取“两面下注”，既牵制、防范和平衡中国，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拉中国一起解决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
此外，中美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 、服务业开放等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讲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大变数。
总体上，看待中美关系要心态平和，切忌急躁，登高望远，面向未来。专家们的看法是，中美不但要做“利益攸关方”，更要做“建设性合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冷静判断，另一方面，要努力消除疑虑，增强信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担负起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中俄关系 深入全面发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是政治上的高度互信。中俄11年前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6年前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10月后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消除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两年通过互办国家年的活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上历史新高度。其次是经贸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加深。此外，中俄在人文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增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陈玉荣研究员说，以前中俄有政热经冷（或温）、上热下冷的说法。近年来两国人员往来增加进一步夯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加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现在俄罗斯出现“汉语热”不是偶然的，表明俄罗斯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发展同中国关系是一个机遇。
2007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今年年底俄罗斯将举行议会选举，明年初是总统选举。但无论谁接替普京 的总统位置，陈玉荣认为，都会沿着现在的路线发展中俄关系。
首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证明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次，新总统会沿着现行的振兴俄罗斯和大国强国战略继续前进，因此在内部改革和外部政策上不会有大的调整。特别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会继续加快和加大力度开发其远东地区。这与我国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同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对亚太越来越重视。特别是经济方面，俄希望融入亚太经济，这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因此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执行的政策来看，中俄关系都有望继续深入全面发展。
中日关系 要面向未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两国互设大使馆。1978年8月12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2006年10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说：中日双方必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审视和把握两国关系，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日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从政治冰冻期到破冰再到融冰的由寒转暖的过程。但中日关系仍然有矛盾，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高洪研究员说，在安倍辞职前的几个月，日本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与小泉时代不一样的举动，同时却在拉美国等国家搞所谓“意识形态同盟”，企图通过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以牵制中国，给中日关系发展蒙上新的阴影。
现在福田康夫内阁掌握了日本政权，专家认为，福田在对华关系上属温和派，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明确表示将不参拜靖国神社 ，他的重要阁僚也做出了一些友善和积极的举动。日本新内阁为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亚洲两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日都应该本着重视两国民众长期友好，从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和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出发，维护好中日关系大局。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也要善于引导好国民心态，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为重，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高洪认为，对中国而言，我们致力于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应加大改善对日关系力度。从日本一方来说，应客观、冷静地看待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相伴随的中国防务发展，打消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疑虑。中国的发展是全面的均衡的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最近曹刚川 国防部长访问了日本，双方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交流已经启动。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当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还会有困难和麻烦。专家认为，日本应恪守三个政治文件的承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应注意自己的言论和行动，避免给台独势力错误信号，影响中日关系大局。在历史问题上，不要开倒车，制造新的麻烦。
中欧关系的新任务
中欧没有历史包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关系发展快速、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欧发展关系面临新机遇，也有新挑战和新任务。
新机遇，首先是欧盟对中国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欧洲的关注点是全球性问题，在环保、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因此极力想把中国拉进来。其次，中欧关系更加成熟。中欧战略对话实现了机制化，除每年的中欧领导人对话外，中国与欧盟国家双边的对话也很频繁，通过沟通和交流增强了相互信任。中欧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现在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新挑战表现在，一是欧盟强化了所谓“中国责任论”的提法，要求中国在全球性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欧盟2006年10月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中比以前更加强调双方的“责任”。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中欧关系中竞争成分增大，在经贸、能源等方面表现明显一些。反映在政策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保守，也具有防卫性和保护性。此外，欧盟要求中欧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目的是希望中国接受欧盟对非政策中的“良治”条件。
新任务是指在新的形势下应重新审视和思考同欧洲的关系。中欧应该是一种既合作也包含竞争的伙伴关系。要注意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出现。今后应重视两个问题，一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问题，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二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在气候变化、环保、能源、防核扩散、移民等方面，这些也涉及我们自身的长远利益。
来自全球变暖的压力
未来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对外开放战略，而随着国家利益向外广泛延伸，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对中国也构成严峻考验。对此，需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警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成立至今共发表了4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
今年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超过90%，高于2001第三份评估报告认为的66%。报告认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净影响是变暖。
报告认为，无论哪种情形，未来20年全球气温都将以平均每10年至少0.2摄氏度的速度上升。那么随气候变暖而来的将是全球冰川和冰盖出现大面积损失，由此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威胁到许多沿海地区的安全。并且，气候异常将增多，会更频繁地发生极端天气。报告认为，气候变化还将损害生态环境，减少生物多样性。总之会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
全球变暖不是个新话题，只是近几年越来越引起更多国家重视。全球变暖主要是人类活动所致，关键是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目前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排放国，而且又处于工业化非常关键的阶段，源于我们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节能减排压力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问题上是认真负责的。中国率先加入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作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承诺，采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正在一步步到位。比如中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 作为执政理念，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努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今年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指出，“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由中国此次提议建立的“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为亚太地区各成员搭建了又一个有效合作的平台。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倪月菊研究员认为，表面上看，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与中国直接利益诉求关系不大，而且对欧美等国的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小，因此多哈困局暂时不会对中国带来太大影响。但从国际贸易整体环境来看，带给中国外贸的潜在冲击不容忽视。
一方面，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会增加。贸易自由化受挫，世贸组织各成员将更多地关心自身的利益，宽松的贸易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外贸环境受到的挑战不言而喻。特别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会有上升趋势，更容易滋生贸易摩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有浓郁的“出口导向”色彩，多哈回合谈判越是久拖不决，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越多。
多哈休眠还导致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加速蔓延，中国的外贸将来可能会面临新的困难。
因此，积极参与并努力营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突破新贸易保护主义障碍，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已成为中国外贸的当务之急。
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着手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针对中国实施的歧视性政策，一旦发生贸易摩擦，要充分利用WTO解决双边和多边贸易纠纷的协商机制，帮助国内企业维护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在多哈谈判中努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使谈判尽早取得成功。同时加快制定发展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长远规划，避免被排斥在双边和区域协定的限制之外。
从企业的层面看，需要全面了解WTO规则，学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依法保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漠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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